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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去行政化进展不利被指背后利益难割

时间:2019-10-13 03:50:18 来源:互联网 阅读:0次

高校教育去行政化进展不利 被指背后利益难割舍

教育去行政化,大势已明

数次公开批评教育行政化,并明确表示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此观点已成社会共识,只需朝着这个大方向一步一步去落实了

文/王全宝

农民解放了,获得了土地;资本解放了,获得了市场;教育解放了,获得了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说。

2月28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发布会上,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总理态度明确

教育行政化是历史问题,但直到近几年才为社会所强烈关注。3月1日,《规划纲要》的起草参与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向《中国周刊》表示。

2007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博客上直指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并点名批评自己所在的学院院长。

更引人关注的是北大光华风波

。2007年6月10日,原北大教授邹恒甫致信原教育部长周济称,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由此,一个内部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

,被认为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一次对抗路演。

之后不久,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演讲时也着重指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被认为是教育部高层提出教育行政化问题的标志性事件。

近几年两会期间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指责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2009年3月,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指出,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他呼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遴选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发展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教育行政化和市场化。2月26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表示,近几年被频繁曝光的各类教育界丑闻或争议,均源于此,如学术腐败、名校办民校、基建贪污、科研造假、高校负债等。

今年初,总理在听取各界对《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时,曾表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随后,在《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的研讨会上,指出,纲要应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大学必须有办学自。

2月27日,与友交流时进一步明确地说,现在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总理短时间内三次批评教育行政化,可以看出中央去除教育行政化的决心。王烽说。

去行政化进展不利

在总理座谈会上,我以《解放教育、还权校长》为题,作了20分钟讲话。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就是解放,而教育正是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就连几点上学、放学都要去管,学校没有任何自。

朱永新向《中国周刊》表示,教育部门本是制订游戏规则、实施监督职能,但目前集管、办、评于一身,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权力太大、太集中。

国外一所大学校长就曾表示,中国的大学校长权力太大了,没人监督,出来好多腐败,应该提出公权问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向《中国周刊》表示,现在教育行政化不光是以行政方式管理学校,更受人诟病的是学校内部行政化。

1996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遵循政事分开的方向,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是20年过去了,适时取消仍然只是个方向。

2000年11月,山东潍坊市开始进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到2004年9月市委、市发文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全市近千名校长摘掉官帽,成为名副其实的校长。

无独有偶,2005年9月,成都市太升南路的升平街小学校长邹军,成为全国由社会公推直选产生的小学校长。作为教育部基教司、中央教科所十五重点课题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实验区,成都市青羊区在取消行政级别上了一步。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在中小学迈出了一步,但是在大学却进展缓慢。

2000年6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 先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完善办法后逐步推开。

同年,教育部在武汉大学等五校启动了高校职员制度试点工作。 但在推动过程中,这些高校还是保留了行政级别,因此在推动效果上大打折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位知情人表示。

背后利益难割舍

改革的背后就是利益重新调整。2月28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直言,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到观念、体制,还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朱永新提出自己的建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长就不设级别,原来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决学者从政的问题,如果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就应该允许教授既可以到当市长,也可以到省里当省长,没有级别限制。这涉及到干部体制改革。

朱永新进一步认为,去行政化的关键还在学校里面,,学术与行政要分别管理,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不能插手学术,大学校长、院长不要跟教授抢课题、抢评奖、抢经费。你就好好做校长、院长,做好服务。这样,人们才会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还是做学问。在国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们推荐,服务一个时期后,也可以再回来做学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步。但是,这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者颇有顾虑。

放权只是手段

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看来,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权力过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属,教育的实施者和教育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此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向学校放权。

王烽表示,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主管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依旧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间,体制还是老体制,政校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

程方平则认为,放权和收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等方面,各级和学校的权限直接影响其积极性和运作效果,应该有所放权。

但也有一些权力是不应该放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校舍建设、人员收入、社会集资等权利就不应给学校,而应放在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当《学校法》出台之后,以往学校的某些权力可能要收回,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职的原则所要求的。

朱永新介绍说,现在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这次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把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隔开,经过人大预算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然后再拨给学校。杜绝以前的跑部钱进。   桂林大情小事,吃喝玩乐尽在桂林生活,扫描二维码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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